〈大罷免時代來臨，是福還是禍？〉
/鄞楷謙(立法委員蔡壁如國會高雄辦公室主任)
更新時間： 2021/01/31 13:09
韓國瑜被罷免後，韓粉發動「報復性罷免」，王浩宇（左）已被罷免成功，黃捷（中）罷免案則於2月6日舉行投票，陳柏惟罷免案也在進行中。資料照片
鄞楷謙／立法委員蔡壁如國會高雄辦公室主任
從高雄市長罷免案開始，台灣政壇進入了大罷免時代，包括桃園、高雄、台中都有進度不一的罷免案。罷免權是《憲法》保障我國公民的政治權利，罷免本就是憲政生態的一環，但頻繁發動罷免，對於民主究竟是福是禍？
就民主精神觀之，罷免權的存在，旨在提供公民一個比改選更迅速的政治人物汰換機制，易言之，依代議理論委任說，選民透過選票將政治權力委任給候選人，當選的政治人物就有義務實現選民的期望，政治人物若背離選民期待，公民自然有權將其撤換，以彰顯主權在民的民主原則。然而罷免也為政治帶來不確定性，行政首長頻遭罷免，無法推行有延續性的政策，可能使官僚體制變成永遠的看守人，施政態度轉向消極被動；民意代表頻遭罷免，可能削弱監督力道，行政權會因預見代議士任期不穩而虛應質詢，降低立法權制衡力。綜上所述，罷免權不該被單純視為選舉權的反面，而應是一種確保代議制度符合民意的例外補救手段。
從制度面來看，罷免權的行使方式多有可議之處。我國現今至少有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混合制（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與比例代表制並立）、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SNTV）三種選舉制度，但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不論循哪種制度當選，公職人員罷免成立與否都是採用有效票大於全部選民數1/4的標準，司法院釋字第331號甚至承認我國還有不能被罷免的「民選」公職人員。因此若將選舉權與罷免權視為一體兩面，則兩者在制度對應性上顯然不相當，而這樣的矛盾在地方民代選罷上更顯弔詭。
以即將舉行的高雄市議員黃捷罷免案為例，黃捷於2018年得到18420票當選，但卻需要72892票來罷免。高門檻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確保了政治穩定，另一方面卻使當初沒投給黃捷的選民也參與到罷免之中，造成課責疑慮。質言之，這關乎一位民代是否該為「辜負」沒有投給他的選民期待而負責的爭議，這樣的爭論也在政黨涉入罷免運作後變得更加複雜。
比起準備時間更長、不確定性更高的定期選舉，罷免可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大量政治能量，策略上也更具針對性，因而受到兩大黨的青睞而被做為新的政治工具利用，這也是近期各地罷免案頻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