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只是個案(The Only Case)

這樣的個案，真的會希望只是個案

美國演員詹姆士．蘭森（James Ransone）辭世，享年46歲。他憑藉影集《火線重案組 The Wire》（2002-08）嶄露頭角，後接連主演《凶兆 Sinister》（2012）、《小明星 Starlet》（2012）、《夜晚還年輕 Tangerine》（2015）、《闇黑電話 The Black Phone》（2021）等作，並在《牠：第二章 It Chapter Two》（2019）中飾演魯蛇俱樂部要角艾迪。在公布了自己的不幸過去之後數年，蘭森淡出表演工作，並選擇結束了生命。

2021年，詹姆士．蘭森公開在社群平台發文，承認自己在13歲時，遭到一名中學男家教性侵長達六個月之久。他坦承因為此般羞辱，長期陷入酗酒與藥物濫用的痛苦之中，直到2006年才戒毒成功，當時他也憑藉《火線重案組》走紅，有著穩定的事業發展。

蘭森日後得知此名男子目前在一所中學擔任系主任後，為了避免更多人受害，遂在前一年已經提出告訴，不過最後檢方決定不起訴，因為時間過於久遠，已難以查證。自此之後，蘭森便淡出表演工作。

2025年12月19日，詹姆士．蘭森在加州洛杉磯以上吊的方式結束生命。 -無影無蹤

專業的聲音8：Discomfort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真的不舒服。已經是選擇過後舒服的地方了，但我還是覺得夠了~
聯想到以前許多不好的經驗，都是我第一時間沒有說不舒服，所以被迫接受了。

行政院長不副署

針對近日關於「行政院長不副署」的討論，我在此做一次性說明，並結束後續個別回應。
首先必須說明，我的發文目的從來不是為任何政黨背書，也不是要替任何政治決策開脫，而是嘗試指出一個被大量忽略、卻極為關鍵的問題：

當憲政體制中的「安全閥」失效時，權力衝突將如何被制度性地解決？
在正常的憲政運作中，行政與立法之間的衝突，最終應交由違憲審查機制裁判；這不是政治偏好，而是憲政設計的基本前提。然而，當憲法法庭長期無法實質運作時，整個體制事實上進入一個「無法完成仲裁」的異常狀態。
我所指出的，正是這個結構性風險本身，而不是對任何一方行為的價值背書。

我也在文中跟留言區多次明確說明：
• 「不副署」並非理想或正常的制度狀態
• 若成為常態，將嚴重侵蝕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
• 這是一個制度失靈的警訊，而非值得鼓勵的作法

然而，後續討論逐漸偏離制度層次，轉而要求我對政治立場表態、接受陣營式歸類，甚至將「分析制度可能性」等同於「支持某一政黨」。在這樣的討論前提下，已不再是憲政或公民議題的對話，而是政治認同的檢驗。

我必須清楚劃出界線：
公民老師的角色，是協助理解制度如何運作、在哪裡失靈，而不是替任何政治行為背書，更不是被要求充當道德裁判或政治宣傳者。

制度分析本身，不等於價值認同；指出灰色地帶，不等於主張濫用；拒絕站隊，也不等於逃避責任。正如大法官也會有協同與不同意見書，大家自然可以從目的解釋、歷史解釋、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去對當前行政立法之間的抗衡形塑不同見解。但淪為謾罵與標籤已與我撰文的初衷顯有不符。

基於上述理由，關於本議題的後續留言，我將不再逐一回應。這不是因為問題不重要，而是因為當討論已不再以制度與理性為前提時，繼續消耗精力，無助於公共理解，反而會模糊真正該被正視的憲政問題。

未來，我會將此議題整理為教學案例或制度性說明，回到我身為教育工作者應該站的位置，而非留在即時、零和、情緒化的社群戰場。-丹尼老師的公民教室

獎的存在(Prize for Future)

短短地看

好似真的有一種電影拍攝是為了「獎的存在」而拍。

都短短地看影像了，除了youtube以外，閱讀影像時可能都短於二十分鐘。以前覺得自己不入戲，後來覺得自己是過度集中了。
不論如何，不同的解釋，在我身上可能同時存在。
-其他對影像的想法

真相可以平心而論嗎？或是帶著懷疑時，可以不抱持著信仰嗎？

十二月隨記(Dec, 2025)

最近在理解「敘事」(Narrative)。說故事必有觀點，看是要從誰的角度出發，當權者、得勢者、專業本位、強/弱勢…。以前中國的歷史是掌權書寫的，史官/文人當然也很重要。現代「世界史」(的出版品)主要是西方在寫的，當然現在的觀點比較多元。

Combs(吹牛老爹)說掌控敘事，就握有媒體(權)。netflix在記錄片中則影射他與他的團隊可能影響了陪審團。

當爸爸

昨天與朋友一家人打桌球，發現了他嚴父的那一面(積極地指導孩子做「正確的」運動勝過於玩球)，進而思考自己本來是想做一個怎樣的父親。就像之前寫的，我有自己的慣性，有我不想成為或想成為的樣子。

沒回答

回應影片：我覺得明顯是回答的人沒回答到位，而且遇到這種偏向簡答的人，要問對問題也是滿難的…或許也可以說剪這種片段的人，滿沒有在實事求事的，只剩展示自己的「淺薄」。
貶低他人抬高自己實在是殖民社會的遺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