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看我的剪貼文吧，作者說了很多重點。我之後再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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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出现在商代后半期，距今最多不过三千多年。商代前期、夏代文字发现很少，有一些尚未得到认可。龙山文化晚期山东、山西都有汉字，更早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已得到公认。甲骨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更早年代的发展轨迹没有找到，或许与书写材料有关。
商代有繁多的官职，陈梦家列出了61个官职名称。尹字形如右手执毛笔，是辅佐商王的重臣，死后受到国家祭祀。伊尹、黄尹是最有史名的两位尹。伊、黄为姓。上古的国家大事就是祭祀与征战。祭祀一轮，叫周祭，用36-37旬之久。祭祀前要占卜，选择日子还问吉凶与否。人殉是吃人时代的特点。见于甲骨文的人祭有13052次，14197人。奴隶的主要工作是种田、打仗，他们反抗的行动有逃走、烧粮仓等，奴隶主们眼中的神比比皆是：河、岳、东子、西子、东母、西母、上子、血子……对会说话的牛马---奴隶却毫无仁慈。
彝族毕摩的经书里有300多个古彝文与甲骨文完全相同。一般认为古彝文创制时间相当晚近，那为什么会与上古的甲骨文一模一样呢？彝族学者说夏朝的王族是彝族，官方文字是彝文。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162254_p_1.html 甲骨文里的世界
《尚书》有古文和今文之分。古文确实来自三代史书，但与楚简对比就知道，现在的版本已经与先秦、秦汉时不大一样了。
用S代表主语，用V代表谓语动词，用O代表宾语，汉语基本上属于SVO结构。藏语、羌语、蒙古语等是SOV结构，高山族语言是VSO结构。易洛魁人莫哈克部落的莫哈克语，宾语在动词两边同时出现。如“我读书”，在莫哈克语中是“我书读书”，“我尝到了读书的甜头”在莫哈克语中是“我书读书的甜头尝到了书读书的甜头。”可以定义为SOVO语序。这是轩辕黄帝的语言吗？羌族是炎帝后裔之一，羌语有声调，与汉语相似，却是SOV结构。汉语应是不同语言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结晶。原始汉语应当是有形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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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书面语与口语差距不太大。《诗经》今天读来不太容易，周代则是口头上唱的。时代在前进，语言在发展，可古代文人一味仿古。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还在用文言文。白话文在唐代已经出现，叫变文。元曲、明清小说把人民的活语言融入文学作品，可以说是现代汉语改用白话文的基础。《山海经》主要部分在战国时代已成书，可其语言比其它同时代文献平易，这是由于作者或口述者为巫，采用的是口语，比其它文献更接近于中古和现代的语言。
西汉征服西域后，汉语、汉字一度成为西域的通行语文。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时代，人们学汉语，用汉字写作。日本早期史书《古事记》全用汉语写成。现在的人们学外语觉得难，外国人学汉语同样难，可古代，周边各族各国采用汉语汉字，不也很难吗？这是当时中国文化的地位使然，没有强迫，没有命令，他们自愿学习和使用。
古汉语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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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
一切语言都是在变化的。词汇的变化最快，只需十年就可以看出来，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流行语，大部分昙花一现，只有少数幸存下来。语音与语法的深化虽然慢，经过五百年还保持稳定不变的语言是极少的，在各国官方语言中，多数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内方形成的，或是在文字、语音、语法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土耳其革命后，阿拉伯字母让位给拉丁字母。俄语字母表和读音有了改变。日语假名用法的改变程度也很大......
谁都希望语言能保持稳定，受过教育的人不太欢迎语文改革。汉字的简化字自古就活在人们的笔下，五、六十年代的简化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可不少人不肯采用，以繁体为正体，就像有了火车，还说大马车是正式的“车”，火车名不正言不顺。鲁迅先生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奠定了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雄厚坚实的基础，可是当初反对者如同洪水冲击堤防，险恶的情形早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语”与现代的普通话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听一下那时的电影或老唱片，语调明显不一样，听起来怪怪的。“和”这个连词被读成hàn （台湾至今仍有这种读法），并没有字书上的依据。《辞源》注音为：户戈切，平，即hé;胡卧切，去，即hè，普通话改用hé是科学的。白话文先驱们为了丰富汉语的词汇和句法，做了大量探索，如鲁迅先生…
二、语言与方言
语言与方言的界限不是十分明确的。方言是语言的内部变体。因为地域或阶层不同而体现出发音、词汇、语法上的差异，有专家说，古埃及早期语言没有方言差异是中央集权的结果。这是片面的，现在所见到的古埃及文字，主要是纪念性质的，标记性的作用，后来才有了文学作品，就像甲骨文只是占卜用的语言。
汉语的方言称为“话”，不应使用“语”。如闽话，不能叫闽南语。有些居心叵测的家伙造出一个“台语”来，妄图作为幻想中的“台湾”国的“国语”。追星的朋友们上了当，亿口同声地争说“台语”，悲夫！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不论汉族，还是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全是中国人。考古学早已雄辩地证明，高山族是古代东南沿海居民迁往宝岛之后产生的民族，中古以来其他民族的移民根在大陆就更不用说了。闽南话是在东南沿海发展成的，而不是从台湾岛传到福建等到地。“台语”纯粹是胡说八道。研究语言学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台语”，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它的英文是Tai,相当于通常说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中国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等，在国外分布在泰国、老挝、越南、缅甸、印度等地，是东南亚十分重要的一个语言群。如果让国际语言学界知道台湾有人冒用“台语”这个名词，一定会笑掉大牙的！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方言差异由于无线电的普及而减少。汉语却不是这样。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比普通话更有人气，以至于专门有人在北方开办教授上海话、广东话的培训班。天津的市区是一种源于安徽宿州的方言（天津话），郊县大部则是一种接近北京话的方言，可是农村人去市区，不是讲普通话，而是得讲天津话。不会讲天津话，常常受到歧视。台湾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普及了“国语”，可大陆推广普通话工作收效甚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国际上对方言的消失看作文化上的损失，采取了记录语言特征，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等措施，建立方言的资料库。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导致方言消失，是普遍现象。中国会是例外吗？
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汉藏语系这一假说，在汉语、藏语的各方言中能找到积极证据。汉语的漫长历史，在各方言中有不同程出度的时代印迹，闽南话保存了大量上古词汇，表明《尚书》等史书有真实的史官记录，并非全出于后人伪托。日、朝、越语记录的汉语读音具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异。这在历时研究（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中有当代方言无法相比的价值，比如“人”，在朝语里读“in“，与东北、山东发音一样，日语中读nin,jin等，nin是六朝时期江南的读音（吴音），jin是唐代陕西的读音（汉音）；越语中读nhân，也来自南方的读法。研究方言的人如果结合这些有用的资料，视野会更广阔，见解也会更深刻。 语言相对论
-一个大同语者的语言观
汉语自古就有标准语与方言的区别。周代称标准语为“雅言”，是与各地的方言相对而言的。上古典籍里有很多后来不再通用的词汇，有来自藏缅语族等亲属语言的同源词汇，也有各地的方言。秦汉以来，随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民族共同语得到了推广和传播。汉语共同语一直以北方话为基础，中古标准音——《切韵》音是以洛阳音为主体，参考了金陵音编写出来的标准音规范。迁都临安的南宋王朝，不仅没有采纳杭州方言，反而让杭州话吸收了很多北方方言的因素。最早的白话文作品——唐代的“变文”是用西北地区的口语创作的。最近一千年以来，我国的主要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大都是用北方话创作的。历来官场办事，使用北方话，于是就有了“官话”的称谓。
官话方言是汉语的第一大方言，分布于长江以北汉族地区，长江下游镇江以上到九江以下地区，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北部，川、云、贵汉族地区，等等。在其它方言区内部，也有官话方言的“方言岛”存在。官话方言可以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四个次方言。
华北官话分布于华北、东北、山东、河南，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河北承德有北京话的方言岛。天津市区的方言来自安徽宿州，与郊县方言截然不同，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方言岛。普通话不等于北方话或北京话，而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普通话采用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并非照搬北京人的口语语汇。这个道理用在中古时期也是适用的。标准语来源于活的语言体系，但高于具体的方言，这样才会成为公认的理想的有号召力的语言规范。根据具体的语言特点，有学者提出另立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
西北官话分布于陕、甘、宁、青海、新疆等地。其中河南黄河以北有古入声字，有人认为据此应该单立“晋语”。
西南官话分布区域辽阔，北方人不能听懂，但内部比较一致。中古的入声字在西南官话里一律读作阳平，与多数地区“入派三声”迥异。
江淮官话内部差异很大，语言现象复杂，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把它从官话方言里分出来，另立“徽州方言”或叫做“皖南方言”。
官话方言表面听起来千差万别，但在语言学家眼中，它们区别于闽方言、粤方言等其它方言的共同点是十分显著的。语音方面，大多数方言没有[b][d][g][z][dz]之类中古的“全浊”声母，清浊对立早已消失；大部分方言没有入声，中古的-p、-t、-k韵尾在部分方言里弱化为喉塞音；声调数目少，多数方言有4个声调，银川话、天水话、烟台话只有3个声调。官话方言的很多词汇是普通话的基本词汇，儿化、重叠等语音、形态特征进入了普通话。官话方言的量词很概括，“个”几乎能用于大多数事物，普通话里细致的区分是文学语言的需要。 细说汉语方言（二）
吴方言虽然紧挨着官话方言，但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中古的许多语音特征，可以与日语借音对照，某些方面甚至比闽、粤等方言还要原始和纯净。①绝大多数地区沿用中古的“全浊”声母，如上海话“步”的声母是b，“服”的声母是v，“茶”的声母是z……②大部分地区没有卷舌音声母，只有常熟等地有普通话的zh、ch、sh、r这样的声母；③有以ng（古代的疑母）开头的音，如上海话“咬”的声母是ng；④古代的微母有文白两读，文读（读书音）是v，白读（口语）是m。这两类音在日语、朝鲜语里有所反应；⑤古代的日母文读是[z]或它的卷舌音——相当于汉语拼音r，白读是n或ny，这两类音在日语、越南语的汉字音里保留至今；⑥有的鼻音韵尾转化为鼻化元音甚至脱落，如上海话“看”的韵母读作[ø]，与法语deux的元音相同，“忙”的韵母是鼻化元音，与法语enfant的元音读音相同；⑦声母的清浊、松紧导致声调分化为阴阳，声调少则5个，如上海话，多则8个，如温州话。 细说汉语方言（三）
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里最接近中古汉语标准语的方言，被称作中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是南方方言里与普通话语音最接近的一种，很多字的发音与普通话是相似的。客家人是中古时代历次战乱中举族南迁的中原汉族人。尽管岁月悠悠，尽管周遭有各种各样的兄弟民族，他们在语言、文化。习俗方面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中古时期中原地区的基本面貌，在历史、语言、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细说汉语方言（六）
广州话方言词汇多存古语古义，用汉字记录广州话，有很多冷僻字，没有办法输入。“企”表示“站”，令人马上背出《荀子·劝学》里的“吾尝企而望矣”。“行”表示“走”，“着”表示“穿”，“饮茶”就是“喝茶”……学日语的人会注意到这都是古语。粤方言有不少独特的句式，有通过变调表示语法功能的屈折变化。
细说汉语方言（七）
闽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里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种方言。
闽方言口语（白读）和书面语（文读、读书音）有截然不同的语音系统，差别非常大。如：“流”在厦门、潮州、台北口语都是[liu]，书面语均读[lau]；“远”口语都读[uan]，书面语都读hng。人们平时说话，主要使用口语语音体系，当然也会出现书面语词汇。而用书面语对没有受过教育的老人讲话，对方肯定是不知所云。
闽南话保存的古词语多，可以在古籍中找到出处。 细说汉语方言（八）
（三）语言与文字
民族语都是先有口语，后有文字。没有文字的语言在使用人口方面占少数，但按数量来说占优势。中国确认了56个民族，使用约80种语言、60种文字。景颇族有景颇语和载瓦语，创制了拉丁文字。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拉珈语，分属不同语支，仅勉语有了拉丁文字。湖南“女书”是只在妇女当中传习的文字，它代表的语言，有人说是汉语，有人说是瑶族的语言.....古今的中国文字，有各种类型：图画文字有云南纳西族的巴图文字和四川尔苏人的沙巴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有纳西族象形文字和水族的水书；拼音文字最多，如藏文、蒙文、朝文、壮文；部分文字还未破译，如巴蜀文字。有人认为水书、女书可能与甲骨文一样古老。由于汉字的影响，契丹、女真、西夏等仿照汉字造了自己的方块字，朝鲜、日本、越南先用汉字记音，后来造出了自己的文字。一度与汉字混用的朝鲜文是音位字母，至今与汉字并行的日文假名是音节文字。汉字是世界最长寿的文字。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准确、简便是首要的原则。音位字母无疑是最佳文字。它不但清晰地区分了语流中的每一个音位，而且使用最少的符号，对于学习和使用都很便利。朝鲜颁布文字“训民正音”五百多年来，语音有了明显的改变，字母被修改了，拼写与读法的差异破坏了固有的科学性。汉字形体上的改变有迹可寻，姑且认为这些改变可以不计，而汉字读音的变化可以说大得惊人。如果汉语用拼音文字，现代人一定无法读懂公元前竹子、木头上的汉语了。历史是无情的，再保守的语言，只要在人民口中使用，就免不了变化。冰岛语是欧洲最保守的语言之一，现代人能读懂一千年前的史诗，冰岛语词汇、语法稳定，但发音比起一千年前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近代日语对假名用法的革新是相当巨大的，读音变化是导致改革的一个原因。
一般认为。汉字是表义文字，英文、法文等是表音文字，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文字，都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没有意义的文字和没有读音的文字不是文字。见汉字知意义，看见英文banana谁不会想到香蕉？古往今来，中国确实有不少文字读不出音来，那是少数人的生造，在字书里行尸走肉，是文字中的累赘。由于时代的推移，有些字已不用了，读古书时让人皱眉，这些字是被时间淘汰的，另当别论。拼音文字按理说应当表音，可英文读音难是举世公认的。希伯来、阿拉伯等字母只表辅音，虽有元音符号，正式文章却省略。你可以用汉语拼音写一句话，去掉其中的元音，就能体会没有元音的拼音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表音。法语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西班语重音多在倒数第二音节，马其顿语重音在倒数第三个音节，捷克语重音在词首，俄语重音自由重音--重音位置随词变化而有可能改变。西班牙语对于例外的重音位置加上重音符号（'）。俄语词典和初级课本标重音符号，正式文章却标。
少年时代，我不止一次地思考：法、德、俄等语言那些词形变化，有的是一套词尾依另一套词尾而定，是来自民众的实际应用，还是人为的规范？大约是根据实际发音记录的，可异形同音又有什么必要呢？对于没有文字的屈折型语言来说，变格、变位并不比梵语、古希腊语简单。有了文字以后，语言因文字改变，也是常见的。汉字难学，自古不少人读半边，积非成是，学者屈从于多数人的误读。如“吐蕃”的“蕃”本来读bō ，现在新出的辞书注音为“fān”。这么一来，“吐蕃”与Tibet的联系就中断了。俄语标准音由于历史上的政权中心迁移和时间的流逝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国的霸权在首都位于圣彼得堡的时代（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得以确立，但“彼得堡音”以“旧莫斯科音”为基础，前者受到了拼写法的规范，向书面语靠拢了。旧莫斯科音和新发音都被标准语接受了，有时，旧莫斯科音被视为唯一正确的读音。dvie(二）中，因为v读软音（vi），过去d也读软音（类似汉语jī),现在一般按字面读d.
理论上讲，任何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来表示。拉丁字母、基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等都可以记录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乌尔都语使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但印度听众给我国国际电台乌尔都语部写信，使用印地语字母拼乌尔都语。汉语拼音化在一百年里是无数学者志士的理想，近十年来却变得低调了。越南文采用拉丁字母，可惜附加符号太多，一音多形也妨碍了文字的简易性，有改革的必要。希伯来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复活”，文字与时代脱节，但犹太民族需要文字中的精神财富。土耳其革命后，文字由阿拉伯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这是当代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文字改革运动。
（四）普遍与个别
不少论文中说只有南方保留入声，北方的入声已消失。实际上河南、山西至今保留着入声。三皇五帝以来。九州腹心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焦点，这里的语言在汉语罗上有特殊的地位。有人主张单设“晋语”（应称晋方言），是有道理的。有人将山西方言与藏语对比，探讨[mb,nd]的发音原理。山西方言的鼻化元音也很鲜明，比藏语发得还重，可以与法语相提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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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64年，法国Port-Roal的修道院里有两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名叫《普遍唯理语法》。他们认为语法的基础是人类理性的思维，语言结构的共性是理性的体现。这是基于部分欧洲语言的认识。当欧洲学者接触到其它语系的语言后，原有的“共性”归于破灭，但对语言共性的探索并没有停止。现代语言学奠基人f.de saussure（索绪尔），是瑞士人，生于1857年，卒于1913年。他的学生把他的讲课内容和手稿编为《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经典著作。从他开始，各种学派不断出现，语法研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普遍语法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对各种语系的语言进行调查、统计、归纳出共性。由于例外太多，普遍特征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语言按语序分为SOV,SVO,VSO等。汉语以SVO为主，文言有“时不我待”的说法。常用的把字句，是SOV语序。鲜为人知的是元朝时受蒙语的影响，汉语中出现了SVOV语序，即动词在宾语两边同时出现。如“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孝经直解.开宗明义第一》）“有”等于“是”，译自蒙语，易洛魅莫哈克语SOVO的例子，已多次举过，不再重述。这是普遍语法不能解释的。
另一种是从理论上推演。美国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TG)认为，语言在结构上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语言学家应从描写语言转到探索语言能力上来，也就是揭示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现在研究汉语的人正乐此不疲地运用TG，而在美国TG没落了很久了。层出不穷的理论各有利弊，我国语言学界应该采取“拿来主义”。千万不能邯郸学步，记忘了自己母语的特色，丢掉优良的传统。
语言的普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并不重要。妄想搞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如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人说词组成短语，短语组成句子，乍一看许多语言如此，可一些印第安语言却有一种用词表达句子内容的结构：在一个词上加各种附加成分，表达各种意义，并没有词->短语->句子的三级形式。有人说汉语没有关系代词之类，据研究，“说道”的“道”，“想道”的“道”就是引出从句的标志，相当于英语that。不少语言学论文，喜欢把汉语与英、日、朝等语言对比，可是引文大多不正确，不少汉语例句也不能令人信服，他说不正确的形式，恰恰是人们在用的，他引用的或杜撰的形式，一听上去就觉得别扭。如果不是真懂，就别想逞能。扎扎实实地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没有华而不实的装饰也无妨。切实熟悉的、确凿的事实信手拈来，当然是理想的。没把握的，可以调查一下，核对一下，“才子派”的一气呵成，不看第二遍写文学作品可以，写论文就是拿学问当儿戏，没有科学精神。人人都可能出错，明摆着的错误就要尽量减少。
语言相对论（续）
如果用兩種語言之間的可理解性作為一個準則的話，那麼粵語就好像滬語及北方語 (普通話)一樣，不是一種方言而是一種語言。儘管粵語、滬語及普通話互有關聯，假如一個操普通話的人想明白粵語或滬語的話，他就必須把它作為一種語言 (language) 而不是方言 (dialect) 來學習，否則兩者之間是無法溝通的。大多數西方語言學家都把以粵語、滬語及北方語列為漢語語族 (Sinitic Language) 中的不同語言，而不是方言。(維吾爾語雖然是中國境內其中一種語言，但是它不屬於漢語語族)。對很多「大中華」支持者而言，這種客觀分辨語言與方言的準則實在很不是味兒。經濟學人論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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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4/02/economist-explains-8?fsrc=scn%2Ffb%2Fwl%2Fbl%2Fee%2Fhowadialectdiffersfroma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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