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代中葉的藏書樓〉
為什麼在明代中葉，地方官員會願意興建一棟專門用來存放書籍的建築？答案就跟世間所有其他平淡無奇的日常問題一樣，我們怎麼看待它，就會得出不同的回答。…我們必須從一些微薄的線索開始找起，這些線索大部分都零星的散落在各地方志的記載當中。我對於這些資料的解讀，產生五項問題，…：藏書樓存放的是什麼(書籍)？藏書樓建造的地點在哪裡(學校)？藏書樓的建築採取何種形式(獨棟建築)？藏書樓的興建者是什麼人(官員)？以及藏書樓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文本知識的權威)。 p.194~195
官學藏書樓向來由在任地方官出面主持籌建，丘濬是少數的例外。地方仕紳很少在藏書樓創建名單上列名，這種情況與仕紳參與其他地方建設的能見度…熱衷於捐資興修佛寺的頻繁程度相比，可說是有天壤之別。…他們將此視為一種集體的責任，透過彼此聯繫，從而確立自己在地方社會中的精英地位。主持藏書樓建設者多是朝廷命官，參與其事的外界人士則屬於國家權力，而不是地方社會的範疇。…倘使有地方仕紳像丘濬這樣出面倡議興造藏書樓，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他們似乎也只是個人在官僚體制當中進行的努力，而不是作為地方精英成員出來領袖群倫。 《社群．王朝：明代國家與社會》("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p.214
興建藏書樓的條件：
- 地方官學藏書量增加
- 地方官員有責維護朝廷頒賜的書籍
- 地方官員也職司教育，意識到縣裡還有與官學競爭的文教機構，像是佛寺、私人書院。
- 時機：大型建築物每隔五十年需做一次大規模整修，…到了一四三〇年代，許多在洪武初年創建的學校，此時都已進入建築老舊、需要維修的時期。…相較於學校創設之際，教育水準已大有提升、高端精英文化當的理性化和崇尚經典的傾向也隨之增加、哲學思辨發展，愈來愈獨立於國家設定的綱目之外，而能夠取得、利用的書籍數量也日漸增長。 p.215~216
「尊」與「教」
藏書樓究竟要達到何種目的？…為什麼史建造一座藏書樓？即使是贊助、支持藏書樓興建的人士，對這樣的問題也是莫衷一是、未有定論。…這些記念[藏書樓興建]文字，通常會將藏書樓出現的原因，與明代中葉以後逐漸形成、嗣後盛行一時的崇尚經典思潮聯繫起來。籍隸江西的重要理學家羅洪先…為我們揭示了另一種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尊經與復古乃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雖然經典可以傳授古代的知識，但經典不能代表全部上古文獻。…尊經的目的在於建構當下，經籍與上古之間，只有稀薄的聯繫。…文獻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今天人們距離正確的理解方式愈來愈遠；而古人卻能透過自我修持來掌握正道，並不是從書籍當中學習領略，所獲甚少。…「道」是神聖的，而經籍則不能如此等量齊觀。是以「尊」經的確重要，但前提是必須先「教」。 p.217~219
〈第六章 國家圖書審查與書籍貿易〉
儒家思想當中並沒有打壓輕佻、標新立異主張的傳統。自然，也不是所有的書籍都承載了正道，…儒家士大夫並沒有因此更進一步，贊同國家應取締這些書籍。倘若閱讀使「道」有損，錯在讀者，而不在書籍；如果讀者的偏差需要被矯正，責任在其師長，而不在國家。可是，此時某些明代的官員卻想把國家給拉進來，動用國家的資源來追查那些他們認定有問題的書籍。 p.225一直要到一七四〇年《大清律》修訂之時，印刷、商業流通等問題才正式躍上檯面。法律細則中明確地舉出「刊刻」(出版者)、「傳播」(散布者)、「坊肆」(販售者)和「刻印」(印刷者)等字眼。當朝廷準備要查禁某一部書時，上述與這部書籍相關的人等，就可能會遭到懲處。 p.230
事實上，朝廷對李贄著作的禁令，在京師之外廣受鄙視、嘲弄，這反應出當時的知識份子，都認為此種基於黨爭而起的決策，沒有維護贊成的義務…此事還有其他的象徵意義，無論國家多麼希望將某些書籍從公共領域中移除，只要坊間還繼續刊印這些書籍，而讀者也願意購買，朝廷實際上難以阻止這些書籍的流通。 p.235
《四庫全書》
修纂這部《四庫全書》，乾隆皇帝心中最為縈懷的，…是如何建構中原內地和中亞內陸之間的歷史關係。滿洲人如要取得統治合法性，就必須被看做是天命的承應者，…文明的意義有許多種解釋，既然其中之一即是以文字形式記錄知識，因此掌握文字著作，也就等於是掌握了國家統治正當性的關鍵。 p.236乾隆朝發生了文字獄大案的期間，滿洲人正處在權力頂峰，他們的統治也沒有遭遇挑戰，而文字獄卻偏偏出現在這個時候，為了回答何以如此，人們或許會從史料文獻中強調的幾個概念–也就是從「詆毀本朝」、「邪說」、「妖書」等語彙，…可是，如果從其他途徑入手，考慮另外一組詞彙：「版」、「篇」、「印就書本」及其「版片」，所得解釋又將全然不同。
這些史料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書籍生產、流通的技術環境上面，文字獄就產生在這種環境之中，且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環境的回應。如果我們考察文字獄一案中的書籍本身，而不是去追蹤當中的思想理念，我們就可以發展出一個較不受到意識形態限制，也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述，從中可以說明清代的國家力量遭遇到什麼樣的挑戰困難，以及朝廷感到難以掌控的層面所在。p.238
出版的力量
對於印刷術在傳播上述這些「謬誤」表述所扮演的角色，乾隆皇帝心知肚明，他明白如果沒有找出印製的刻版並加以銷毀，單憑查禁市面上流通的書籍必定徒勞無功。…皇帝尚且時常提醒他的官員們，不但要注意原來的刻版，還要留心可能散布到其他省分的重刻版；書籍刻版可能藏於許多地方有時候在作者家中，或是他的子孫家中，有時候在作者的門人弟子手中，又有時是在後來買下刻版的出版商手中。p.252圖書檢查的力量
在中國這樣地廣人多的國家，印刷出版文化如此根深柢固，書籍貿易又是那樣活躍發達，想要落實[出版]禁令，就顯得不切實際。…乾隆皇帝在查禁文字著作時，未能具備一項英國君主所享有的優勢，即後者能夠與出版業者組成的聯合公會進行合作。…讓書籍貿易界進行自我規範是英國特有的情況，在歐洲其他地方的出版同業公會，即使是對自身的成員，也不具備如此出版審查的權力。
中國沒有與之相應的組織架構，能夠在一個城市之內監控全國各地的書籍貿易。…
皇帝唯一可以用來操控掌握出版業的組織，就是官僚機構–乾隆皇帝正是這麼做的，他將追查違禁著作的重擔交到官員們的肩上，要是官員們上繳京師的禁書數量不能讓皇上滿意，則對他們加以懲處。…在英格蘭，…國王享利七世在印刷術甫傳入英國時就注意到、並試圖掌控它。但是對乾隆皇帝而言，印刷術毫無神祕之處，…具有複製文本的連鎖效應，延伸擴展的範圍遠遠超過國家力量所能企及。…官僚組織的惰性與它有限的影響範圍，都使得追查某部特定著作，幾乎是難如登天。於是，乾隆皇帝乃不得不將原本小範圍的搜查，升級成一場政治運動，…絕大多數乾隆皇帝查禁的書籍，透過商業貿易網絡，歷經乾隆一朝的文字獄禁燬運動之後都得以保存下來。清代或許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焦慮國家，但是它既缺乏意願，也沒有能力成為一個書籍檢查國家。 p.254~258
本書結論
由於受到身處的時代與所在地點影響，我們往往會認定上面所提到的事業(注：人口戶籍登記、丈量田土、圖書出版…)都是國家業務。然而，在二十世紀…學者在提到朝廷的權力及其政治制度時，卻迴避使用「國家」這個字眼，選擇改用其他詞彙，諸如「政府」或是「王朝」等作為替代。……當然，明代中國是否具備「國家」地位，取決於我們怎麼看待「國家」一詞的涵義。我們是否該仰賴那些為西方學界所熟悉、從十七世紀以來得自於歐洲國家的標準…？…(討論起「專制政治」一詞的回顧，以及中世紀歐洲是否為國家)
…「國家」一詞在不同時空脈絡底下，涵義可能各不相同，不過這些差異擴展了我們對於國家運作典範的認識，… p.345~351
因此，對於列文(David Levine)的研究，在比較中西歷史之後，我有下面這些心得。國家體制在明代中國的發展是超前的，而在歐亞大陸…中世紀晚期歐洲的國家形成過程，卻是斷斷續續、不平衡的；中國與歐洲發展專制國家體制，在形式上體現出的各種特徵，促使我們以一種相對比較的觀點來檢視二者…；但是明代國家體制的超前發展，其實是與社會之中抑制國家趨向專制統治的頑強力量同時出現的，然則這種力量，卻沒有能在社會與國家之間建立起整合的結構，可以迫使國家重新界定其權威與社會的關係。 p.354
…
本書第三部「書籍」裡一兩章，表明了國家與社會之間同樣的對話進程，一方面是朝廷對於書籍進行審查及查禁刊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在結構、經濟這兩個層面上，對於書籍內收歸朝廷統一監管的抵制。…從這兩章的研究中，可以更為明顯的看出會與經濟網絡同樣也能將違禁書籍流通到官學的藏書樓之中，並且使其避開朝廷官員的監視。這些網絡為知識生產創造出有利環境，使得國家控制書籍而實行的文化政策不能收其全功。對此，大多數的朝廷官員都心知肚明，而且也能默認接受。 p. 358
明代皇帝卻不是魁奈(François Quesnay, 十八世紀法國重農主義領袖人物)或路易十五所想像的那種專制帝王。的確，明代的皇帝能做許多事情，只要各種流通體系能確保詔命順利傳達，安全體系能夠傳回受命者的回覆，而教育體系能提供為朝廷掌理行政事務的人才，…但…他還是會遭遇許多體制上的限制。 p.360
…
無論中國的國家體制對皇帝如何限制，都遠比不上國家受到來自商業關與社會網絡的約束，而後兩者的與國家遭遇、交會的場域，正是明代的社會。…明代的國家體制卻也容易受到社會權力的反向影響和扺制，因此，無論是在對待宗教信仰容許的偏差行為，還是關於遵從宗教團體施加的規則等議題，國家經常在與若干地方社群和精英競爭資源時敗下陣來，並且被排除在許多建構社會習俗的空間場域之外。…我並不將這種緊張關係看作是國家力量衰弱的跡象，或甚至認為此時國家根本不存在；我反而認為，這種緊張是君主政體具備調適彈性的證明。明代國家體制之所以能容許政策在地方執行時偏離其本意，又不至於因此而步履蹣、趨向崩潰，部分乃是因為國家採取強制和說服雙管齊下的辦法，確保地方精英接受其應盡的職責，維持地方社會序、保持與國家之間下情上達的高程度整合。…國家與社會的需求，就這樣相互競爭、也彼此調整，從而產生出一個具有彈性的精英權力體系，彼此之間不存在難以收拾、經常激化為衝突的分歧─而這樣的分歧時常摧毀早期施行專制政治的歐洲國家。 p.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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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3 先整理到這。未來有機會再補遺。
2018.1218 整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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