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綠角
Victor Frankl是奧地利猶太裔心理學家。他曾詳細描寫,自己在二次大戰期間,被關進納粹集中營的經驗。
…
作者提到一個問題:”這些苦難,到底有什麼意義?”
他說,不管環境如何,人可貴的地方在於,我們可以自行選擇要用怎樣的態度與想法去面對。也就是說,環境會驅使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反應。但我們可以自行決定,我們要怎樣反應。這就是人的終極自由。
原文是這樣寫的:
“Everything can be taken from a man but one thing; 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s—to choose one’s attitude in any given set of circumstances.”
“自由”這個字在一開始接觸時會覺得很容易瞭解。就是今天,我可以自由的選擇要吃什麼,要信什麼宗教、要說什麼話。這也是一般法律所保障的自由。
但這只是初級的自由。
把木頭丟進水裡,會浮起來。因為它是東西,必需遵守物理定律。對狗丟石頭,牠會生氣,會吠人或咬你。因為牠是動物,必需遵守動物本能。但人不一樣。你不把一個人當人看,不給他足夠食物,讓他似乎只能想著自己的生存時,人仍可以選擇當一個人。
所以作者在集中營中看到,在困境中,仍保有希望的人。在自己已經不夠吃的狀況下,還願意分一塊麵包給生病獄友的人。這就是人性光輝,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的理由。這是任何其它東西,其它生物都不可能達成的事。這些人在困境中,不隨外界起舞,堅定(而且非常困難)的,為自己保留了要選擇如何面對的權利。他們的身體不自由,但他們的心仍是自由的。
Victor Frankl是奧地利猶太裔心理學家。他曾詳細描寫,自己在二次大戰期間,被關進納粹集中營的經驗。
…
作者提到一個問題:”這些苦難,到底有什麼意義?”
他說,不管環境如何,人可貴的地方在於,我們可以自行選擇要用怎樣的態度與想法去面對。也就是說,環境會驅使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反應。但我們可以自行決定,我們要怎樣反應。這就是人的終極自由。
原文是這樣寫的:
“Everything can be taken from a man but one thing; 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s—to choose one’s attitude in any given set of circumstances.”
“自由”這個字在一開始接觸時會覺得很容易瞭解。就是今天,我可以自由的選擇要吃什麼,要信什麼宗教、要說什麼話。這也是一般法律所保障的自由。
但這只是初級的自由。
試煉後的自由
人類獨有的自由,在於面對環境時,選擇的能力。把木頭丟進水裡,會浮起來。因為它是東西,必需遵守物理定律。對狗丟石頭,牠會生氣,會吠人或咬你。因為牠是動物,必需遵守動物本能。但人不一樣。你不把一個人當人看,不給他足夠食物,讓他似乎只能想著自己的生存時,人仍可以選擇當一個人。
所以作者在集中營中看到,在困境中,仍保有希望的人。在自己已經不夠吃的狀況下,還願意分一塊麵包給生病獄友的人。這就是人性光輝,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的理由。這是任何其它東西,其它生物都不可能達成的事。這些人在困境中,不隨外界起舞,堅定(而且非常困難)的,為自己保留了要選擇如何面對的權利。他們的身體不自由,但他們的心仍是自由的。
而這種自由,不是任何法律所能保障的。它必需一個人經過試煉,思考與行動,才可能達成的自由。
作者提到,假如人的生命有意義的話,那麼集中營中的這些苦難也必定有其意義。而面對苦難,仍保有自己心志上的自由,仍選擇當一個人,就是作者在這些苦難中找到的意義。
村上春樹在“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前言就提到”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長程馬拉松,痛苦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否為此難過,可以自行決定。
Nasim Nicholas Taleb在隨機騙局(Fooled by Randomness)最後一章提到,不要因為自己的不幸而責怪他人,不要因為配偶出軌自怨自艾,不要抱怨。因為幸運女神唯一無法控制的,是你的行為。
面對任何人生的變化與不幸,人都可以選擇保持優雅。這就是Taleb這段標題 ”Randomness and personal elegance”的由來。
這都是相通的概念啊。但這不容易懂,更難實踐。
要出門旅遊的日子,狂風下雨,我們暗中抱怨。
開車時,旁邊的車左拐右彎不守規矩,我們破口大罵。……
不要說在極度痛苦與悲慘中展現自行選擇態度的自由了,連面對小痛苦,我們都會像動物一般使出本能反應啊。當然不是說我們要對這種不合理狀況逆來順受。有時是他人妨害到我們,適度的保護自己,提出反應也是該做的。
只是,人的心是自由的,我們可以不隨外界起舞。
但人很”犯賤”,我們往往要看到身受重傷或得重病,仍可以開朗看待人生的人,或是像Victor Frankl,從集中營活過來的人,來告訴我們,他們這些都撐過去了,我們的小逆境算什麼呢?
人生而自由?
不,人要學習讓自己自由。
作者提到,假如人的生命有意義的話,那麼集中營中的這些苦難也必定有其意義。而面對苦難,仍保有自己心志上的自由,仍選擇當一個人,就是作者在這些苦難中找到的意義。
相通的概念
回想過去看到的書,我發現,其實不同作者已經用不同的方式說過很多次了。村上春樹在“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前言就提到”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長程馬拉松,痛苦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否為此難過,可以自行決定。
Nasim Nicholas Taleb在隨機騙局(Fooled by Randomness)最後一章提到,不要因為自己的不幸而責怪他人,不要因為配偶出軌自怨自艾,不要抱怨。因為幸運女神唯一無法控制的,是你的行為。
面對任何人生的變化與不幸,人都可以選擇保持優雅。這就是Taleb這段標題 ”Randomness and personal elegance”的由來。
這都是相通的概念啊。但這不容易懂,更難實踐。
要出門旅遊的日子,狂風下雨,我們暗中抱怨。
開車時,旁邊的車左拐右彎不守規矩,我們破口大罵。……
不要說在極度痛苦與悲慘中展現自行選擇態度的自由了,連面對小痛苦,我們都會像動物一般使出本能反應啊。當然不是說我們要對這種不合理狀況逆來順受。有時是他人妨害到我們,適度的保護自己,提出反應也是該做的。
只是,人的心是自由的,我們可以不隨外界起舞。
但人很”犯賤”,我們往往要看到身受重傷或得重病,仍可以開朗看待人生的人,或是像Victor Frankl,從集中營活過來的人,來告訴我們,他們這些都撐過去了,我們的小逆境算什麼呢?
人生而自由?
不,人要學習讓自己自由。
〈未見媒體好德如好色〉/張作錦
不錯,媒體是「商品」的一種,在市場的壓力下,完全不俗民化是很難的;但它無論如何還是「文化商品」,必須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堅持與理想追求。如果媒體根本不在意社會外在環境的潔淨,則人類內在心靈的成長、轉化和昇華,就不知何由催生、根植何處?新聞人都說媒體是「社會公器」,但「公器」若無自主與自省的功能,那就可能淪為純技術性的「工具」。
德蕾莎一生迴避新聞界。有記者去印度訪問她,她只說:「你們去看我做的事,就足以說明一切。」最近,加爾各答市民打算為德蕾莎建一座銅像,並以她的名字為/條街命名,但「仁愛修女會」的繼任人宣讀德蕾莎預留的一封簽名信,謝絕以她的名做任何事。所以,她死後新聞界對她的「輕忽」,也許正如她所願。
郭朝河
這幾年,許多華語導演熱愛拍「看不懂的電影」。他們熱愛哲學隱喻、迷戀形式美學,鏡頭永遠對準孤獨的人影、緩慢的步伐與過曝的光線,彷彿誰能讓觀眾困惑得最久,誰就最有藝術氣息。但往往離開戲院後,觀眾腦袋不斷詢問——這到底要講什麼?這種「形式崇拜」的風氣,最近在三部電影裡達到頂峰。龔兆平的《他年她日》、趙林山導演的《731》,以及麥浚龍的《風林火山》。 #正好都有中港台的元素
三部片都有野心、有風格、有企圖,卻同樣跌倒在最根本的一件事上。
說故事的能力。
他們都太想成為王家衛,卻忘了王家衛的詩意不是模糊,而是極度精準。
先說說《他年她日》。
龔兆平希望探討一場關於「時間與愛」的奇幻實驗。世界被「重力牆」分隔成兩個時空,優日區的一天,等於長年區的一年。這樣的設定本來能成為華人影壇難得的哲學寓言,但導演似乎太急著展示概念,而忘了讓人感覺。
原以為能靠明星魅力撐過,沒想到許光漢與袁澧林的愛情卻只被壓縮成幾句詩化對白與漂亮鏡頭,缺乏具體互動與情感積累,角色沒有掙扎,沒有時間的重量,只剩動機模糊的蒼白姿態。
觀眾看見導演在追逐諾蘭式的時間命題,卻沒感受到愛情的脈搏。《他年她日》最終成了一首意象優美卻失去情感重心的詩。看懂詩意,卻徒有形式,靈魂蒸發。
相比之下,《731》則是另一種失衡。導演想用魔幻寓言重構歷史創傷,卻讓象徵變成裝飾。
黑白無常、花魁彈三弦、自由女神像、梅花印等這些符號接連出現,像一場炫技的符號秀,卻毫無情感根基。當受害者的痛苦被包裝成超現實影像、當幻想與現實的轉換毫無邏輯,觀眾只剩下疲乏。
電影不是詩集,也不是意象拼貼。若沒有真實的情感動力,所有的藝術意圖都會化為空洞。
《731》的問題不是題材太大,而是導演太天真,以為描繪痛苦本身就能成為深度,既想裝藝術,又無法駕馭象徵與情感,甚至無法還原歷史,最終成為一部自嗨的「魔幻歷史寓言」。
而麥浚龍的《風林火山》,則是形式主義的極致。
他用八年打造出一個近乎宗教儀式般的都市寓言。畫面精緻、色調統一、剪接密集,甚至每一幕都能截圖當雜誌封面。但當每個鏡頭都在取悅自己的美感慾望,故事與角色便被擠壓成配角。
例如開場不久金城武住在隧道、用古式器具煮咖啡等設定,卻都與之後的劇情無關。就算霓虹與煙霧交纏出來的末世氛圍,每個角色穿梭其中,但始終看不見角色付諸於劇情的靈魂,浪費難得巨星群集的黃金機會。
《風林火山》像是一場電影人的自我朝聖,畫面過於完美,反而沒有生命。
王家衛可以讓氛圍取代對白,因為他懂情緒的節奏;麥浚龍只留下風格的痕跡,卻沒有故事的靈魂。
這三部片的共同病灶,都是藝術野心與敘事能力的失衡。導演們誤以為技巧、隱喻與風格就是深度,以為懂時間理論、懂象徵符號,就能拍出「有思想」的電影。但真正打動人的,不是導演知道什麼,而是角色在失落與選擇中的掙扎。
電影不是導演的詩,是觀眾的共感。當導演只顧構築自己的世界,卻忘了讓觀眾有進入的門,藝術就變成了孤島。
他們的問題不在不努力,而在太自戀。
藝術不是炫技,是節制的美德。王家衛、侯孝賢與是枝裕和的共同特質,不是技術高超,而是節制。他們懂得何時讓鏡頭說話,何時讓角色沉默;懂得形式服務情感,而非吞噬情感。
這正是許多新導演最容易忽略的事——美學從來不是目的,它只是情感的外衣。《他年她日》、《731》、《風林火山》都在嘗試成為藝術,卻忘了先成為故事。
在這個人人都想當王家衛的時代,最稀缺的,其實是能好好說完一個故事的人。
遇到了三篇故事,剛好把自由與自制給涵蓋了。
做人不難,信仰不難。
難得的是在「耳順」之前的謙讓與努力,沒有了做人與信仰
談不了真正的成功與創作,只能說是在工作與勞動。
做人不難,信仰不難。
難得的是在「耳順」之前的謙讓與努力,沒有了做人與信仰
談不了真正的成功與創作,只能說是在工作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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